大家好。我是上海刑事律师郭军，理性是文明的根。参与刑事辩护，探究刑事辩护，促进法治文明、社会文明不断进步，是我的理想。今天开始刑事演义的第二回。

今天谈论的主题是：十五岁开始坐了十五年牢：证据不足平反无罪。

2005年1月10日，山东省临沭（shu\）二中学生张婷在校内失踪，她是班级文艺委员，是同学公认的漂亮女生。一个月后，张婷的尸体在学校一间废弃的厕所里被发现。遗体上身包裹一个编织袋，下身赤裸，腹部和私处有多处深切刀伤。发现遗体的那天是大年初四，这天深夜，正在家中睡觉的同校高一（24）班班长张志超被敲门而入的警察带走。这一走，就是15年的牢狱生涯。那年他只有15岁。

警方当时称，他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第二年3月，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判处张志超无期徒刑。法院当时认定：2005年1月10日6时20分许，张志超在教学楼一洗刷间遇到高婷，见四周无人，即起奸淫之心，就上前用铅笔刀架在高婷的脖子上将其劫持，采用捂嘴、掐脖子等手段将高婷强奸，并致其窒息死亡；第二天下午，张志超又携带铅笔刀，潜入废弃厕所内奸尸，并将遗体多处割破。

一审判决后张志超没有上诉。

服刑5年之后，2011年的某一天，张志超突然打破沉默，对常去探望他的母亲说：“妈，你帮我找律师，我是被冤枉的。”从此，张志超及其母亲开始了将近10年的申诉之路。他的命运如何发生了转折？此处暂且按下不表。

我们先来看看不久前刚刚平反的另一起强奸杀人案。

1993年7月21日，河南周口市商水县农民谭修义，因被怀疑强奸并杀害同村的一家三口遭受羁押。经过一审、上诉、发回重审、再次上诉，历时10年之后，2003年7月，河南省高院驳回上诉，维持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

法院认定：1993年7月16日22时左右，谭修义回家上厕所时，见在其家过夜的同村女孩谭红，顿起歹意，将其强奸。因怕事情败露，产生杀害谭红父母之念。第二天凌晨1时，谭修义携作案工具将谭红父母杀死，后害怕谭红怀疑自己，又在谭红返家后将其杀死，并将尸体吊于房梁之上。

到2016年12月，谭修义关押时间已经23年了。当时，河北聂树斌冤案的平反昭雪，让他看到了申冤的希望。

提出申诉后，河南省高院以“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量刑并无不当”为由驳回申诉。然而，河南省检察院立案复查后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认为原审判决有误。谭修义的再审辩护人，北京大禹律师事务所主任李逊律师称，除了谭修义在侦查机关刑讯逼供下作出的5次有罪供述外，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谭修义实施了强奸、杀人行为，甚至没有任何证据能够将谭修义与杀人案关联起来。

2022年12月16日，河南省高院作出再审判决，认为原判认定谭修义犯强奸罪、故意杀人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改判谭修义无罪。

但是在改判无罪之前一个多月，谭修义已经服刑结束。从39岁到68岁，谭修义失去自由超过29年，被认为是国内已知被关押时间最长的蒙冤者。可以说，谭修义是实实在在坐穿了牢底后才被宣告无罪的。

谭修义原是生产队会计，两女一子，过着平静的生活。莫名降临的灾难，不仅使他失去了人生中宝贵的壮年时代，而且其家庭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悲剧。谭修义的三个孩子当时最大17岁最小11岁。2个女儿相继辍学，儿子经受刺激精神失常，过早离世。

案件证据没有变化，而判断却截然相反，那么，司法判断从证据分析到事实认定之间，逻辑严谨的标准和程度是什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之间，难道没有基本的界限吗？前后互相矛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这个很重要的问题，让我们留在后面来解答。

好了，我们现在可以从39岁的谭修义这里，返回到15岁的张志超那里了。

前面说到，2011年的某一天，张志超突然打破沉默，对母亲马玉萍说：“妈，你帮我找律师，我是被冤枉的。”这一年，张志超已经在失去自由的环境中从15岁长到了21岁。在这之前，当他的母亲去探望时，常常问及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张志超总是默默流泪。他在监狱里陆续看到一些冤假错案平反的报道之后，此时，再也不愿意继续含冤受屈了。

提出申诉之后，临沂中院、山东省高院先后驳回申诉。山东高院的理由是：无证据证实张志超在公安机关所作的有罪供述系刑讯逼供所得，且张志超的多次有罪供述均有教师的签名，能够充分保障张志超的诉讼权利，张志超所述情节，非本人作案不可能知晓，其有罪供述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

2014年12月，马玉萍看到有关福建念斌案的报道，找到北京大禹律师事务所，李逊律师介入案件申诉。查阅卷宗、走访当事人后，李逊认为，该案的疑点太多了，证据严重不足、矛盾重重。

或许是案件本身的可疑之处太多，张志超案得到了媒体的关注。2015年5月27日，记者卢义杰采写的《迷雾重重的中学生奸杀案》在《中国青年报》刊发，这是新闻媒体首次报道张志超案。随后，《南方周末》、《民主与法制》报道此案。

在有关报道刊发之前，临沂市检察院工作人员对媒体表示，该案“在某些细节上存在着一些瑕疵，但是，不影响这个案件的定罪量刑。”而张志超当年的班主任明确告诉记者，讯问张志超时自己并不在场，只是事后签了个字。

随着媒体报道引发社会关注，2018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院再审该案。

2019年12月5日，张志超案再审开庭。庭审结束后，一位法官对李逊和王殿学说：“下雪了啊，下雪了。”听了这句或许一语双关的话，两位律师的心里感觉踏实多了。

一个多月后，山东省高院对张志超案再审宣判：原审认定张志超犯强奸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张志超有罪。

张志超当庭释放。当他走下法院高高的台阶时，深有感触地说：“天太大了！”

入狱时他是15岁的青葱少年，出狱时他年过30已届而立之年。15年的时间，张志超人生最最美好的年华，都被锁在了监狱里。

与河南的谭修义差不多，蒙冤者的个人灾难，常常伴随着家庭的悲剧。张志超服刑期间，他父亲患脑癌去世了，爷爷奶奶、姥姥也都相继去世，唯一在世的姥爷也不认得他了。经过多年的奔走折腾，他的母亲早已满头白发。

我把张志超和谭修义这两个冤案的故事讲完了。此时此刻，我无意赞扬司法体系勇于纠错的勇气。一个从15岁到30岁，一个从39岁到68岁，真的是让人欲哭无泪。英国哲学家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是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我注意到，北京李逊律师先后参与了张志超案和谭修义案的申诉。针对谭修义案，李逊律师说：河南省检察院有担当，最高人民检察院有作为。对于这样的担当和作为，我们当然必须加以赞扬和肯定，而面对普遍存在的司法申诉难、纠错难，我们更应当呼吁各级司法机关展现出更多的担当、更多的作为。

张志超曾经诉说了刑讯逼供的细节：“比如说，女孩穿什么衣服，我说白色，警察就用鞋底抽我的脸，我再说其他颜色，说不对就接着抽我，直接打到我说对为止。”之后当检察官讯问他时，他说自己是屈打成招的，检察官也作了笔录。然而向检察官翻供的当晚，刑警将他从看守所提出，再次抽耳光、用电棍电击。从客观证据来说，张志超案现场的物证查不出来源，应该存在的物品却找不到下落，可谓疑点重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案件，从2011年到2014年，他的申诉却先后被法院和检察院驳回。

案件能够引起媒体的关注，李逊律师、王殿学律师发挥了重要作用。李逊与《民主与法制》记者李蒙共同安排了媒体对马玉萍的采访。之后，律师和记者又围绕张志超案组织举办了专题研讨会和专题论坛。

显而易见，仅仅依靠律师的力量似乎是不够的。律师的作用更大程度上体现在法律职业的专业性，而媒体的广泛监督无疑是促进司法公正不可或缺的方式。可以说，实现刑事司法的公正，离不开有专业的律师+有良知的媒体。

在网络评论中，有人对律师和记者心怀猜疑：“为什么律师渲染，媒体炒作，节奏一带，大家就拼命跟风？”当山东省高院再审宣判张志超无罪时，有人说：“律师出名了！”而张志超的母亲却说：人家根本不是为了出名，律师跟了五年，什么人能跟到五年啊！“我找过很多律师，都不接这个案子。”

李逊在第一次会见张志超时，一位律师对他说：“这个案子肯定翻不了。”李逊勇于较真的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我真不信，如果这小孩今天跟我说的是真的，我一定帮他把案子翻了。”

据说，李逊律师代理张志超案是免费的，他为二次研讨会付出了14万元的经费，王殿学律师也付出了8万元经费。一方面是付出心血，一方面是倒贴巨款，其目的竟然就是为了使蒙冤者得以昭雪。

记者李蒙不仅热心联络媒体，还陪同张志超的母亲及律师一起去司法机关。当张志超被宣告无罪走出法庭时，第一次见到张志超的李蒙欣慰地说：“救了五年，才见着，发现真是挺好的一个人。”

这样的律师、这样的记者，出名难道不是实至名归、名符其实吗？这样的律师不出名，我们要什么样的律师来出名？即便他们出名了，因此带来新的业务，这难道不是社会对他应有的奖赏和回报吗？

任何一个行业，既有令人钦佩的优秀从业者，也不乏浑水摸鱼的败类。无论是律师，还是新闻从业者，都有那么一部分人，既把专业工作当作谋生的手段，又把职业工作与呵护善良人性、追求美好社会的理想紧密结合，为此，他们坚守职业使命，忍辱负重的、坚韧不拔、勇于挑战，常常付出一般人难以理解的心血和精力，使他们的职业，焕发出人性和理想的光芒。不久前，我办理一个很有特殊性的刑事案件，在我与检察机关电话沟通之后，我为当事人所处的特殊境遇而无法自抑，掩面痛哭一场。律师所办的案子，常常事关当事人的自由甚至生命、事关当事人家庭的命运，常常事关法律的公正实施、事关社会正义的伸张。一个优秀刑事律师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必然把当事人的命运、法律的公正实施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或许，一个人只有在切身蒙受瀚海深冤却又申诉无门的时候，才能真正体会到律师和记者的职业价值和社会功能。现代公民应当具备的一个基本社会公德，就是同情他人遭受的不公正，关注实现社会公正的方式，而不要等到不公正降临到自己头上时，才如梦初醒。

2017年，最高法、最高检和司法部于出台了《关于逐步实行律师代理申诉制度的意见》，提出对不服生效裁判的申诉，逐步实行律师代理制度，目的是通过这一制度，促进当事人有效行使申诉权利。

律师代理无疑应当成为冤案申诉的主要方式，但是，肯定又有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律师费为什么那么贵？律师之间的差别为什么那么大？

当然，在了解了张志超案和谭修义案后，我们一定还会产生更多迫切想要知道答案的问题：

首先，司法机关作出认定与判断时，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之间，难道没有基本的界限吗？

这个问题我愿意现在就作出回答：“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之间的界限，从逻辑上来说无疑是明显的，否则这个世界将黑白不分、是非颠倒。而造成界限模糊的根本原因，是“疑罪从无”的观念并没有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得到落实；在某些时候、某些司法机关、某些司法人员、某些案件中，“疑罪从无”不能得到落实。所谓“疑罪从无”，就是在犯罪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应当作无罪处理。用《刑事诉讼法》条文的话来表述，就是第175条：“对于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第200条：“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刑事诉讼法》确立了“疑罪从无”的原则，但这一观念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也不愿意接受，因为这可能使犯罪者成为漏网之鱼，对社会形成潜在威胁。但是，如果能够反过来想，设身处地地想，“疑罪从有、疑罪从轻”可能使清白无辜的人遭受奇耻大辱、终生被毁，使他们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这个可怜又可悲的清白无辜之人说不准哪一天就会由你、我、他来扮演，我们的司法机关、我们的民众，还会心安理得吗？

就在我准备这篇讲稿的几天时间里，我又注意到，“大连辛龙故意杀人申诉案”、“江西景德镇三童故意杀人申诉案”，也是与这个“疑罪从无”的问题直接相关。这两起案件的被告人都曾经被判决无罪，后来又改判有罪。看来，在“宁可错放”与“宁可错抓”之间、在“疑罪从无”与“疑罪从有”之间，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我们的司法机关还将面临更长时间的徘徊。

其次，从形成冤案到纠正冤案，往往经过了司法机关的层层把控。侦查调查、检察院审查起诉、一审、二审、申诉，既有审级监督，又有法律监督，还有审判监督，司法体系之外还有监察监督和纪律监督，如此多的机关，每一个都是一个把控关口，为什么竟能让一些显而易见的冤假错案得以出笼并能长期维持？

再次，刑讯逼供虽然有助于侦破犯罪案件，保护社会秩序，但同时也容易导致屈打成招、自诬有罪，而且违背现代人权理念，甚至构成犯罪，为何还是常常成为制造冤案的罪魁祸首？

是的，对于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现代公民来说，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不认真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法治文明就找不到进化的路径。刚刚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将在以后陆续探讨。

今天的话题到此结束。我是上海刑事辩护律师郭军，理性是文明的根。关注我，就能找到我。我的目标是：参与刑事辩护、研究刑事辩护，合理定位律师在法治文明建设中的角色，促进社会文明不断进步。我的电话号码是：18917230952或13817378002。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