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马路边一个行乞求助的小女孩，你出于善心施以十元，但事实上你并不知道，你究竟是在行善，还是助恶。因为你不知道，她是真的身陷万般无奈的困境，还是受人指使的职业行骗。我们选择行善，首先面临判断能力的制约。

知识即美德，无知即罪恶。这是2400年前苏格拉底的思想。这句简洁的名言极易被简单地误解。并非有知识的人一定有道德，缺乏知识的人就一定满身罪恶。“知识”一词，在这里不宜简单理解为学历、书本、经验，而应理解为对具体事物全面深入的认知。因此，关于“知识即美德”更完整的理解是：对事物具有完善的认知，是做出真正道德行为的前提，也是做出正确的善恶评价的基础。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很容易观察到，缺乏充分知识和分析能力的人，对事情极易做出简单的、非黑即白的道德评判，显示了知识和理性的不足对于道德评价的制约。

人们做出行为选择或者对事物做出评判，很多时候似乎是依据情感而不是理性认知。但寻根溯源，情感总是以理性认知为基础的，只不过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理性认知罢了。比如说“人要孝敬父母”、“人要行善”、“人要有信有义”，哪怕不经学校教育、没有书本知识的人，也会从小获得这样的教导，这些已经成为他们的基本知识，而他们的理性认知所达到的深度，就是不加怀疑地接受这些知识，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他们的道德情感。

尤瓦尔·赫拉利在其《未来简史》之《生命的意义》一节中，提出了“我们的孩子不能白白牺牲综合征”概念，以此说明人们关于战争的行为选择和道德评价中充满了非理性的情感因素，在此抄录如下——

在政治里，这被称为“我们的孩子不能白白牺牲”（our boys didn,t die in vain）综合征。1915年，意大利加入协约国，正式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大利宣称的目标是要“解放”由奥匈帝国“不法”占有的特伦托和的里雅斯特这两处“意大利领土”。意大利政客在议会里发表义愤填膺的演说，誓言要纠正历史的错误，恢复古罗马的光荣。数十万意大利士兵开往前线，高喊“为了特伦托和的里雅斯特！”他们以为这两地唾手可得。

情况大出意料。奥匈帝国的军队在伊松佐河沿岸组织了强大的防线。意大利共发动了11次血腥战役，最多只攻下几公里，从未有真正突破。第一场战役，他们损失了1.5万人。第二场战役，他们损失了4万人。第三场战役，他们损失了6万人。就这样腥风血雨地持续了两年。直到第十一场战役。但接下来，奥地利人终于反击了，第十二场战役一般被称为卡波雷托战役。意大利大败，一路被杀到威尼斯。光荣出征换来的是一片血海的溃败。等到战争结束，意大利士兵死亡人数达70万，受伤人数超过百万。

输掉第一场伊松佐河战役后，意大利政客有两种选择。他们本来大可承认自己犯了错，要求签署和平条约。奥匈帝国根本和意大利无冤无仇，又正在为了自己的生存和更强大的俄国打得焦头烂额，必然乐意讲和。然而，这些政客怎么能面对这1.5万位意大利士兵的父母、妻子和孩子，告诉他们：“对不起，出了一点错，你家的乔凡尼白死了，你家的马克也是，希望你们别太难过。”另一种选择，这些政客可以说：“乔凡和马克是英雄！他们的死，是为了让的里雅斯特回归意大利。他们的血不能白流！我们会继续战斗，直到胜利！”毫不意外，政客挑了第二个选项。因此他们打了第二场战役，又失去了4万人。政客再次决定，最好继续战斗，因为“我们的孩子不能白白牺牲”。

但我们不能只怪政客，民众对战争也是一路支持。就算到了战后，意大利未能得到自己要求的所有领土，意大利人民通过民主选举，选出的仍是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同伙，这些人的选举要求正是要为所有意大利人的牺牲取得适当的赔偿。承认一切是白白牺牲，政客要对这些人的父母开口已经很难，但对父母而言，自己承认事实更为困难，对受害者来说则是难上加难。失去双腿的残废士兵宁愿告诉自己“我的牺牲，都是为了能让意大利民族永存的荣光”，而不是“我之所以没了腿，是因为蠢到相信自私的政客”。活在幻想里是一个更为轻松的选项，唯有这样，才能让一切痛苦有了意义。

早在几千年前，神职人员就发现了这个原则，许多宗教仪式和训诫都以此为基础。如果想让人相信某些假想实体，比如神或国家，就要让他们牺牲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牺牲越令人痛苦，他们就越会相信牺牲奉献的对象确实存在。如果有个贫穷的农民把自己的一头珍贵的牛献给了宙斯，就会开始对宙斯的存在深信不疑，否则要怎么解释自己竟然蠢成这样？这个农民还会献出更多头牛，才不致承认以前所有的牛都白白浪费了。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我为了意大利民族国家的荣光而牺牲了一个孩子，或为了革命失去了双腿，通常就足以让我成为激进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者或革命主义者。因为，如果说意大利民族神话或革命主义宣传都是一派胡言，岂不是要我承认孩子白死了，或我的瘫痪完全没有意义？很少有人有勇气能承认这样的事实。

在上述的篇章里，尤瓦尔·赫拉利通过“我们的孩子不能白白牺牲综合征”这一概念，试图要表达的是：无论是政客，还是普通百姓，都不能用理性的态度来对待战争与和平的选择、接受战争失败的结局；政客好战、欺骗民众；民众宁愿受政客欺骗、自己欺骗自己。在这个事件中，一战时期的意大利上上下下都沉迷于非理性的、虚幻的民族情感之中。

的确，看完这段文字，我也思忖过：世界上这么多的战争，有哪个政治人物、哪个国家的老百姓认真反省过，说“这场战争打错了”吗？人们对血雨腥风的战争进行善恶评价时，为什么往往依赖着简单的情感而缺乏充分全面的思考与认知呢？这样的自我褒奖可以称其为一个民族的美德吗？

然而继续思考下去，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尤瓦尔·赫拉利对于意大利人的指责性评判依然是充满偏见的。立足彼时彼地意大利民族，他们的行为依然不缺乏一定的理性认知：自古以来，罗马帝国、汉唐盛世，都是一种安定生活的保障，为恢复罗马帝国的疆土、汉唐盛世的雄风而进行征战，在人类数千年的过往历史中并非一种虚幻，而是有成功的先例存在；意大利人屡战屡败，并非他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战则必败，哪一个最终的胜利不是以无数的失败为代价呢？面对强敌，是望风而逃，还是以弱胜强，哪一种才是生命的最佳态度呢？仅仅因为失败的结局，就可以成为评价战争行为对错的理由吗？

当然，作为这场战争的利益局外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局外人，要从这场战争中学到一点东西，取得一点进步，我们还有一大堆问题必须思考：政治人物的战争选择是基于其个人野心还是一个民族的生存需求？是不自量力的轻举妄动还是知彼知己的深谋远虑？如何防止个别人的政治野心裹挟整个民族陷入战争的灾难？如何制约民众的非理性狂热？如何防范政客对于国家生活的欺骗性操纵？现代国家的国民与士兵是否具有反对战争的权利及合法手段？二战以来世界格局的变化是否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民族之间关系的性质？

“我们的孩子不能白白牺牲综合征”似乎是一个新鲜有趣的知识，它引导我们从一个侧面认识到社会生活中从政客到百姓头脑及行为中的非理性因素，但经过深入思考，这个知识概念中所包含的局限性也充分显露出来了。脱离具体历史环境谈政客的欺骗、战争的残酷、民族国家观念的虚幻、民意的幼稚狂热，显然也是轻率的。对于一场战争的决策者和参与者进行善恶评价，无论立足当时，还是立足今天，无论立足意大利，还是立足局外人，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领域，不仅是广泛的，某种程度上也是不确定的。

这个例子进一步证明，我们做出善恶评价，纵然自以为是理性的，却也常常遭受认知不足的制约。

美德的基础是良好的认知，而无法达到充分良好的认知，又制约着人们发现和实践真正的美德。我们的行为和决策总是在对事物认知不充分的前提下做出的，我们对于事物做出好坏善恶的评价更是如此。现代人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乃至经济现象，无论是做出决策，还是进行评价，多一些角度、少一些狭隘，多一些思考、少一些冲动，多一些审慎、少一些轻狂，多一些犹豫，少一些自负，才有可能更多一些接近善行和美德的机会。

有时候，我们会说，让时代的车轮等一等疲于奔命的人们吧！是的，只忙着奔跑而忽视充分的思考，我们会跑到人的反面去，这正是理性缺乏导致的恶。但愿人类不会毁灭于此。

初稿于2017/12/31

修改于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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