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党人文集》读后感之一

公元1661年至1796年，历时134年，中国土地上经历了皇帝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康雍乾盛世”，之后便很快进入了面对西方叩门而疲于应付的尴尬境地。大约在乾隆帝在位的前三十年间（1736-1765），曹雪芹创作了堪称中国叙事文学巅峰之作的《红楼梦》。《红楼梦》写尽了中国富贵人家的钟鸣鼎食、绮罗绣缎、男欢女爱，也生动教谕了“荣华富贵转头空、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人生哲学。

《红楼梦》传达的人生哲学，与《三国演义》的开篇词可谓异曲同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首“临江仙”，来自杨慎的咏史词《廿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杨慎，明朝正德六年状元，官翰林院修撰，当为高等文人，后被贬谪。杨慎的“临江仙”，本来并不在《三国演义》的开篇，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在评刻《三国演义》时选取而植入三国演义的卷首。这首词，大约也可以描摹中国自古至今落魄知识分子聊以自慰的精神境界吧。

大约与“康雍乾盛世”基本相同的时期，公元1680年至1789年，历时约110年，或者向前向后延伸更长一些，欧洲和北美大陆经历了一个“启蒙时代”。在此期间，一大批思想家如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潘恩等的自然法思想、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思想、人民主权和社会契约思想、反对专制和分权制衡思想在欧洲和北美广泛传播；在此期间，英国于1688年实现了君主立宪，美国于1787年创立了人类的第一个成文宪法，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使法国封建王朝土崩瓦解，并随后成为国家制度变革的“试验室”。期间，为了宣传美国宪法而出版的《联邦党人文集》，则是启蒙时代在北美大陆诞生的政治思想的巅峰之作。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艺术的瑰宝。它的语言是如此生动，感情是如此细腻，内容是如此丰富，对功名利禄、世态炎凉的感悟是如此“透彻”，在很多方面，已经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阅读《联邦党人文集》与欣赏《红楼梦》的感觉是大不相同的。《联邦党人文集》不是文学作品，而是说理文，语言朴实乃至枯燥，缺乏花间月下的男女情趣和太虚幻境的人生彻悟。它聚焦于国家政权的组织方式，更像是一部“政府机器”的设计说明书和广告宣传书，力求严密详细，偶发传扬激情。然而，在这部平实无华的作品中所焕发出来的人类勇气与理性思想的光芒，却时时让我震惊。正如启蒙时代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所言：“智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深思。”《联邦党人文集》无疑是人类思想领域的一颗明珠。

一部《红楼梦》，一部《联邦党人文集》；前者展示了上层阶级的繁华与荒唐，后者展现了精英阶级的探索与赤诚。这两部几乎诞生于同一时代的经典著作，以不同风格的文字形式，呈现了两块土地不同社会上层阶级的精神世界，又在一定程度上探照了这两块土地不同社会在未来一段历史时期人们生活的可能路径。

正如《红楼梦》并非横空出世，《联邦党人文集》也不是一部孤立的思想经典。全面地来看，《联邦党人文集》不仅仅是启蒙时代的产物，而且是欧洲文艺复兴的产物，甚至可以说，它首先是英国政治历史的一个总结与升华。我们需要充分意识到，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是英国的殖民地，其移民大多来自英国。

在政治上分割和限制王权的做法，在英国历史中长期存在，王权因此不断遭到削弱。

1066年，法兰克的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了英格兰，推行法兰克的骑士占有制。他把大量土地分封给跟随他南征北战的170多个诺曼底人，这些封臣又把土地再次分封，依次下去，形成层层封授的封建等级制。这种逐级各自管理的国家组织形式，使后来的贵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分割王权，并不断升级要求，到最后“漫天要价”，夺了国王的实权。

1215年，为了反抗国王过分征税，英国贵族们发动起义，迫使国王签订了有名的《大宪章》。《大宪章》的主要内容，是明确贵族的权利并防止国王侵犯这些权利。1258年在牛津召开了一次称为“国会”的议会，首次提出了定期召开议会的原则。1265年英国召开了由贵族、市民和骑士参加的等级会议，这被称为英国国会的开端。1295年爱德华一世召开了史称“模范国会”的会议，从此议会三个阶层的代表数额由不稳定趋于相对稳定。1343年，英国议会分设上下两院，上院为贵族院，下院为平民院；上院由王室后裔、世袭贵族等组成，非由选举产生，下院由郡和城市选出的骑士、商人等组成。但是英国国王仍然掌有实际性的决定权，国会只有在国王需要的时候才召开，并且国王有足够的权力操控国会。

1640年，英王查理一世已在位15年，而国会已经有11年没有召开了。因为宗教问题与苏格兰的战争需要经费支持，查理一世决定召开议会筹集军费。议会对国王长期强征敛财十分不满，由此引发长达数年的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内战，内战断断续续，并最终导致查理一世在1649年被议会成立的特别法庭以背叛国家、背叛人民的罪名送上断头台，该事件史称“英国革命”。此后英国王位空缺11年，议会宣布成立共和国，废除王位，取消上院，由人民选举的下院行使国家主权。议会与国王开战的目标本来是有效限制王权，但在战争中有部分军人提出政治“平等”的要求，“平等派”军人提出了一个《人民公约》，主张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源泉，应当废除王位，建立由人民选举的一院制议会行使国家主权。但是，“英国革命”建立的“共和国”很快背离初衷，演变为议会与军事专制的激烈冲突。1660年，国民会议接受查理二世既往不咎的和解声明，迎接查理二世回国恢复王朝统治。

1688年，英国托利党、圣公会教徒与辉格党联合拥戴新国王入主，迫使原国王詹姆斯二世放弃王位。这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被称为“光荣革命”。1689年2月护送新国王到英国登基的人中有《政府论两篇》的作者洛克，洛克在其著作中是主张国家分权制衡的。新国王在接受王冠时，同时接受了一份限制王权的《权利宣言》。《权利宣言》指出，今后国王未经议会允许不可征收赋税、不可更改法律。由此奠定了英王统而不治的君主立宪基础，国家的实际权力由君主逐渐转移到议会。

让我们再看一下英国与其北美殖民地政治关系的历史。

1606年，伦敦的弗吉尼亚公司组织首批移民迁往北美，1607年建立了第一个定居点。1607-1776年，英国在北美建立了13个殖民地，这些殖民地从属于英国，但相对独立自治。殖民地最高行政首脑称总督，代表英王进行统治，设立参事会协助总督管理。1619年，弗吉尼亚首先成立议会，继而其他各殖民地也相继成立议会。殖民地议会在不与英国法律相抵触情况下，有权颁布法律、征税。

公元1620年9月23日，一艘名为“五月花号”的捕鱼帆船，载着102名英国清教徒驶向北美新大陆。1620年11月11日，他们成功登上新大陆。因为偏离原定目的地两百多英里，不在他们与弗吉尼亚殖民公司签订的开发协议规定范围内，于是在上岸前，船上的41名成年男子就如何建立未来社会进行了认真讨论，并签字达成了一个契约，后世称之为《五月花号公约》，全文如下：

“以上帝的名义，阿门。我们，下面的签名人，作为伟大的詹姆斯一世的忠顺臣民，为了给上帝增光，发扬基督教的信仰和我们祖国和君主的荣誉，特着手在弗吉尼亚北部这片新开拓的海岸建立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彼此以庄严的面貌出现，现约定将我们全体组成政治社会，以使我们能更好地生存下来并在我们之间创造良好的秩序。为了殖民地的公众利益，我们将根据这项契约颁布我们应当忠实遵守的公正平等的法律、法令和命令，并视需要而任命我们应当服从的行政官员。”

在契约上签字的41名清教徒有一半未能活过6个月，剩下的人成为殖民地政治的核心成员。他们每年举行一次大会，通过法律，选举总督和总督助理，并在1636年通过了“统一基本法”，对殖民地的政治结构和居民权利作了文字上的规定。1639年后，殖民地代表大会变成了该殖民地议会。

有人认为，《五月花号公约》对美国立国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有人认为，“五月花号”的浪漫故事被后人刻意夸大和过度解读了，这只是一个孤立事件，并无证据证明其对美国独立宣言、《美国宪法》等法律文件产生直接关系。然而无论如何，41个人签署这样一个契约，说明在1620年代，通过契约共同同意建立政府的理念和思想已经在英国具有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实际上，在当时离开英国前往新大陆的人中，有许多是因为不满当时不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而远涉重洋寻找新生活。

在英国光荣革命之后将近90年的时候，由于英国本土与北美殖民地之间的持续利益冲突，终于导致了殖民地决意脱离英国。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这份由13个殖民地56位签名者签署的《独立宣言》宣示：“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

细细追踪英国及北美殖民地的政治历史，不难看出，《联邦党人文集》中所强调的分权制衡、共和体制，实际上与英国本土的政治历史趋势一脉相承。

但是，《联邦党人文集》中体现出的倡导个性自由、肯定人的价值和创造性的人文主义思想，坚信理性作用、以理性指导完善政府组织的思想，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思想，却又显然受益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

在启蒙时代之前，欧洲社会经历了从14世纪到17世纪长达三四百年的史称“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以人文主义为基本特征，反对天主教对人的精神垄断和对人性的禁锢，发现了人的伟大，肯定人的价值和创造力，重视人性，倡导个性自由。在哲学、文学、艺术、科技、政治、宗教等领域深刻地改变了欧洲人的知识与精神面貌。

而17到18世纪的启蒙时代，既像是文艺复兴的一个拓展，又像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一个跃升。在启蒙时代，欧洲知识阶层的精神探索从重视人性阶段上升到推崇理性阶段。宗教、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没有理智决不会有理性的生活”的表述，可以说代表了启蒙时代欧洲知识阶级的基本态度。因此，对于自古以来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君权神授”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质疑。甚至连主张利维坦国家主权者权力绝对不可分割的霍布斯也认为，国家的统治权应当基于全体人民同意的契约。法国卢梭继承了英国洛克的“人民主权说”，进而提出“主权在民”：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政府和官吏是人民委任的，人民有权委任他们，也有权撤换他们，甚至有权消灭奴役压迫人民的统治者。这样清晰明确的人民主权思想，显然是文艺复兴时代所不具有的，而这一思想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可以鲜明而清晰地感觉到。

勿庸置疑，作为《美国宪法》的“设计说明书”和“广告宣传书”，《联邦党人文集》绝非某一个或者某几个人奇思妙想的伟大创造，它总结了英国漫长政治历史中不断强化的分权制衡思想，吸收和丰富了欧洲三四百年文艺复兴时期、一百多年启蒙时代积累起来的丰富而新鲜的政治思想，是人类政治思想领域的一个历史性总结与实践。

一般情况下，所谓“民不畏死”并不符合现实。无论欧洲人还是清朝人，对于掌握生杀欲夺大权者都难免恐惧。17世纪前期，伽利略因为面临宗教裁判所的指控，而不敢坚持太阳中心论；洛克写出《政府论两篇》等著作时也是匿名发表；光荣革命前的1683年，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为了维护王朝专制、防范英国大学里讲授的“危险思想”而下令焚书，洛克亲眼目睹了书籍被扔进熊熊大火的场面。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欧洲社会，宗教长期与王权分割统治权力、宗教教派之间的分歧又长期分化人的精神世界，且兼战乱频仍、疆界多变，这些客观因素都为人性的觉醒和人类理性的发展留下了更多的生长空隙。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更是“天高皇帝远”，长期远离英国王权直接控制，又通过独立战争获得了“无王无天”的独立地位，这是《联邦党人文集》得以在独立之初的美国得到畅通传播的得天独厚之条件。正如托克维尔所说：“这个国家没有发生我们进行的民主革命，就直接收到了这场革命的成果。17世纪初在美洲定居的移民，从他们在欧洲旧社会所反对的一切原则中析出民主原则，并把它单独移植到新大陆。在这里，民主原则得到自由成长，并在影响民情的过程中和平地确立了法律的性质。”

回转眼眸，我们不能不看见那个迥异不同的另一片土地。“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因这二句“清风”诗被杀头的文字狱案发生的时间，大抵正是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就算是以儿女情长为主要内容的《红楼梦》，传播者起初也担心小说内容涉及贾府抄家“唐突朝廷”而不敢擅自刊印，在一个小圈子里以手抄本流行一些年月之后，幸得乾隆皇帝的认可，书商才敢于付梓印刷，然后广为流传，成为凡夫俗子的消遣娱乐。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我们是不可能期待18世纪的清朝人去想什么“主权在民”、“权力制衡”之类东西的，能够透过书纸一窥达官贵人家室的锦衣玉食、诗词歌赋和勾心斗角，借以感叹一下人生无常，就已经是能够期待的很有趣味的精神生活了。如果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唐明清的削藩、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自唐至清的八股科举取仕、清朝的文字狱等等历史现象连缀起来考察，我们更加能够理解中国土地上与欧美土地上政治思想巨大落差的客观原因了。

在这样的宏观历史比照之下，面对我们在思想领域里的匮乏，我们能够轻易断言中国人如何如何吗？我们能够轻易地确定一个乐观或者悲观的心态吗？

思想，尤其是政治思想，在社会的转型期，无疑是文化领域最为核心的内容。新的政治思想如果缺乏历史传承而直接落地试验，往往带来既存社会内部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的调整。对于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秩序的社会来说，政治思想的重大变迁，往往意味着社会内部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的巨大调整，也必然意味着千奇百怪的巨大障碍。因此，新思想的产生和传播，必然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宽容度与之相伴，最起码，不至于在烧书的同时又烧人。同时，社会精神面貌、政治思想的普遍更新，又需要相当长时间的新陈代谢过程。对此，我们只需要回顾一下从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并不短暂的数百年时长即可理解。

显然，我们仍旧处于一个转型过渡的历史时段中。在一定的历史状态下，新思想的传播注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而我们所处的状况是，宪法确立了共和国政体，国家机关依据权力分立制衡原则而设立，宪法明文规定了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民主法治的观点在一般意义上而言已经深入人心。虽然纸上的宪法与实际的宪法客观上存在距离，但无疑已经为文明思想传播提供了基本条件，通过公民的努力，纸上宪法与实际宪法之间的距离仍旧存在缩小的空间。可以预期，在现有社会环境之下，我们仍旧有机会让人类社会一切的优秀文明成果得到更进一步的传播、消化和吸收。

回望历史，我感到前方尚有时间和余地。环顾现实，我又感到时不我待。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突显了思想进展迟缓所造成的社会危机和生存危机。我们与这个时代是不适应的。侧目而察，有的国家和民族似乎的确实现了短平快的精神转型，这又给了我更多的期望。

2022/5/13完成

2022/5/14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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