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秩序，这两样东西人人都需要。

没有人愿意被看头看脚地管起来，做什么自己说了不算，想什么自己说了也不算。也没有人会愚蠢到认为他有权恣意妄为，因为假如一点秩序都没有，谁也干不成什么事。

传统社会极讲究秩序。古《礼》就是规定穿衣戴帽说话做事的等级秩序。后来皇帝一统国家，是为“家天下”。“家天下”自然需要不遗余力地维持秩序，最好的办法就是严加限制自由，尽可能地杜绝各种新鲜花样，以免乱惑人心。焚书坑儒、文字狱，管头管嘴;抑制豪强、削王平藩，防止坐大。无论对普通人、对知识分子、对富豪强户，一律严加控制，这样才能稳固秩序。朱元璋以猛治民，严厉限制就业、迁徙和日常行为，动辙死罪：说谎的人、通奸者和骗子小偷，死刑;同姓结婚，私改姓名，处死;无业游民，处死。(刀尔登《中国好人》)这听起来太残暴，不知是否完全属实。然而严刑峻法在中国历史上不是新鲜词，如此治国，一家的天下总是可以维持那么几十几百年。

可是从根儿上说，天下究竟不是一家人的。原始社会人们并不生活在同类的强权限制之下;古代希腊社会颇有上古社会遗风，凡事都要大家公议，而且到后来欧洲人把人类社会当作一件东西一样地研究，非要探讨明白如何才能让社会公道正义起来;即便是中国的皇帝社会，也时时爆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不平之鸣。于是“公天下”的社会思想逐渐被更多人所接受，这种社会治理的思想和方法，可称之为现代文明。

现代文明极强调自由。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不同之处，乃认为社会是大家的，不是某家人的;社会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社会成员的幸福，而不是对社会成员管头管脚;政府力量很大，对社会成员侵犯起来夺命于无形、吃肉不吐骨头，因此社会管理的首要事情，是要定个宪法，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自由。循此逻辑，思想自由、经济自由、政治自由，都是根本原则，总之就是政府少掺和，老百姓自己都行!

自由的伴生物是活力、财富和自尊。祖祖辈辈遵循的规矩、“天理”，它动辄怀疑、抨击，祖宗八辈没想过的事它都敢干。人人都很牛，别人管不着。于是活力四射，发明了很多东西，生产了很多东西，我的东西我做主。可是自由确实不是生活的全部，更要紧的是，理解和使用不当的自由跑到大街上，那就是秩序的天敌。形形色色坑蒙拐骗的事，倘若在皇帝那会儿早就被凌迟处死几回了，现如今也敢腆着脸跟“市场自由”扯上关系;他把几个国家的钱都“金融创新”到黑洞里去了，照样罩着“经济自由”的护身符当巨头大鳄。

自由炫耀着活力和财富，秩序诱惑着稳定和安宁，鱼和熊掌可兼得乎?天地以万物为刍狗，它老是干一些既生瑜又生亮的事，它总是把矛和盾一起扔给人类让你左手右手互攻不已。或许，人世间最难之处不是是与非、彼与此，而在一个“度”。昔是而今非，南臧而北否，矫枉易过正，种瓜竟得豆——这是“度”之难。

自由与秩序的协调状况，反映着人类文明发展的状况。秩序严明的传统社会绝非田园牧歌，读史观世即全可知;以自由为基本价值的现代文明即便算不得完美，也已经比500年前《乌托邦》中描述的理想社会乌托邦得多了，观诸当世也全可知。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上，观自由与秩序之界，悟自由与秩序之道，不能不称人心而度时世，在时空的坐标系中小心把握那个若有若无、难能可贵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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