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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文章

善于改变是一种美德

作者: 理性是文明的根/上海律师郭军
日期: 2018-02-24
来源: 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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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常常被当作一种美德,因而人们才会敬佩愚公移山、铁杵磨针。

然而物极必反。一个人坚持过度,难免陷入固执和偏见;一个政府或政党坚持过度,也会步入僵化和落伍。

钱乘旦和许洁明所著《英国通史》中对英国的保守主义有如下一番感叹和评论——

“英国保守主义是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它从来不落伍于时代,当然也从来不走在时代的前头。它与时代的进展离一步之远,但一旦进展完成,它就迟早跟上,并且以新成果的守成者的面目出现,维护新成果,而把它原来的立场抛于身后。”

“保守党的可变异性也解释了保守党比其他党派都更长时期地掌权。”

“英国保守主义的可变异性是英国始终可以走改革道路的重要原因。”

其实,纵览英国历史,我们会有些惊讶地发现:何止是保守党!英国历史上种种政治力量,呈现的“可变异性”特征都十分明显!

英国保守党的前身是托利党,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狂飙激荡的法国大革命引起英国民众大声疾呼政治改革之际,当时的托利党政府拒绝对政治制度作任何变动,对民众要求严厉镇压。然而经过种种政治力量数十年的殊死较量,在1832年英国上院审议改革法案时,托利党最终退出会议,让法案顺利通过。自此以后,托利党演变成主张缓进、渐变的“保守党”,并与自由党竞相争取改革主动权,扩大选举权的政治改革和改善工人待遇的社会改革不断推进,使19世纪下半叶成为英国的一个“改革时代”。

1945年7月二战尚未结束之际,英国工党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大不列颠共同体”、建设一个“新英国”为旗帜在大选中获胜。工党执政后,致力于建设福利国家,推进经济国有化,把英国建成了世人艳羡的福利国家。然而面对1960-70年代挥之不去的“滞胀”困境,面对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抛弃共识,推进私有化、打击工会力量的“反击”,面对连续四次的大选失败,英国工党内部意见逐渐一致,于1995年修改党章,正式放弃“社会主义”目标,并迎来了1997年大选的胜利。

政治立场不坚定、甚至是接纳敌对的立场,在英国政治历史中并不代表耻辱。英王查理一世在1640年代英国革命中宁死不屈被送上断头台,而复辟后的英国王室却渐渐习惯了议会掌权;克伦威尔在保王与共和之间不断摇摆,最终却当起了“护国公”;大不列颠从一个岛国打拼成“日不落帝国”,最终却能迫于形势接受殖民地的纷纷独立,欣欣然重新过上小国寡民的小日子。

既能坚守,又能顺势而变,好像是英国政治文化的一个特征。我甚至想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可变异性,是政治成熟、政党成熟和选民成熟的必备素质。

不仅在政治运作领域,在经济运行的世界里,善于改变同样彰显出迷人的魅力。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提出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从诞生至今都被西方经济理论所首肯,是西方很多国家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西方工业革命和经济一日千里的发展,不能忽视自由市场经济思想的影响。可是“放任自由”所带来的严重贫富差距、经济危机频发,又渐渐使人意识到自由市场并不是万能的,于是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学说在1930年代大危机之后又成了经济学的显学,并成为很多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接着西方社会经济面临了“滞胀”,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似乎不那么灵了,“自由市场”又回潮了。然后是2008年之后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市场自由”之手的贪婪,于是加强政府监管又立马提上议事日程。“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这两种貌似对立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就是这样此起彼伏、此消彼长,像矛与盾一样和谐地被一个战士执于左右两手。对于喜欢非此即彼、沉溺于坚持美德的人来说,这样的经济理论、这样的经济政策,不是毫无操守可言吗?

成书于战国晚期的《吕氏春秋》中有《察今》篇,专门谈论治理国家要善于及时变法的道理,其中说——

“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

“时不与法俱在,法虽今而在,犹若不可法。故释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

变,就是易。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著作就是《易经》,它启示我们:善于改变,是最重要的一种生存法则。

能够坚持是一种美德,善于变化也是一种美德。当变化和调整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涉及到利益问题时,善于改变,更加是一种美德。

(版权声明:本文作者为理性是文明的根/上海律师郭军,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经许可后转载请保留本版权声明。侵权必究。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郭军律师,刑事和经济专业律师,法治文化与社会文明研究者。个人网站:www.guo64.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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