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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文章

我们还没有精神性地生存过

作者: 理性是文明的根/上海律师郭军
日期: 2018-02-24
来源: 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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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没有精神性地生存过

——读《一代人的精神性死亡》

纳粹德国覆灭之后,当时的德国人是如何认识希特勒的统治和自己在这段历史中的所作所为的?美国作家米尔顿•迈耶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作了回答。

施京吾以《一代人的精神性死亡》为题,提炼了美国作家这本书的主题,文章的标题就是施京吾的结论:他们这一代德国人,由于受到希特勒纳粹政权的洗脑,精神已经死亡。他们已经失去了正义,已经习惯了选择性失明,甚至已经为自己找好了辩解的语词。

当我们在谴责德国那一代人精神性死亡的状态时,我们也是在自我提醒:我们不要做精神性死亡的一代中国人。施京吾先生的用意是良苦的。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集体的精神性死亡?这是很多人想要解开的一个疙瘩。

我的疑惑以及解答是:这是一代德国人的问题吗?这是一代中国人的问题吗?从根本上来说,这不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问题,而且这不仅仅是一个良心和品德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理性和勇气的问题。这是人性问题和制度问题,是人性发展的历史性局限,是人类社会组织文明和法治文明发展的历史性局限。

我们需要思考这样的问题:从人性完善程度而言,个体的理性及民族群体的理性是足够成熟的吗?从国家组织文明的程度而言,个体及群体的表达和行动是自由而有效的吗?

现代文明社会的状态应该是这样的:美好的情感建立在尽可能成熟的理性之上,其乐融融的团体建立在充分独立的个性之上,井然有序建立在思想和行动的自由之上。如果不是这样的社会,就不会有个体和群体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性生存。

反观历史,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还没有真正精神性地生存过,精神性的死亡和麻木是自古至今的现实。所谓“一代人的精神性死亡”,不过是一代代人从来没有精神性生存过的证明而已。

2015年510

(版权声明:本文作者为理性是文明的根/上海律师郭军,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经许可后转载请保留本版权声明。侵权必究。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郭军律师,刑事和经济专业律师,法治文化与社会文明研究者。个人网站:www.guo64.com

 

附:施京吾《一代人的精神性死亡》

一代人的精神性死亡

施京吾

他们都是极普通的德国人,没有一个属于职业的纳粹党分子,极权统治来临之际,他们是如何生活、如何经历这一历史过程的?纳粹德国覆灭之后,他们又是如何认识希特勒统治和自己在这段历史中所作所为的?美国作家、记者米尔顿·迈耶在战后对德国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旅居采访,以《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一书对此进行了回答。迈耶对纳粹运动的考察结果是,纳粹运动使“小人物变疯了”。该书“堪称一份研究第三帝国时期德国生活的微观社会人类学报告,它最有价值的贡献是向人们展示了一幅观念的图景:纳粹体制如何在普通德国人的层面以及德国社会内部发生作用”。

迈耶笔下的“小人物”主要有十位,他们是:

㈠卡尔-海因茨·施文克,裁缝,克罗嫩贝格镇冲锋队队长,54岁;

㈡古斯塔夫·施文克,老裁缝的儿子,裁缝学徒,士兵,26岁;

㈢卡尔·柯林格尔赫弗,木匠,志愿者消防队副队长,36岁;

㈣海因里希·达姆,失业推销员,纳粹党指挥部办公室主任,28岁;

㈤霍斯特马尔·鲁普雷希特,高中生,14岁,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一个被洗脑的小孩;

㈥海因里希·韦德金德,面包师,街区纳粹党干事,51岁;

㈦汉斯·西蒙,收账员,纳粹党支部领导人,老纳粹党党员,编号5813号,42岁;

㈧约翰·凯斯勒,失业的银行职员,劳工阵线督察员,46岁;

㈨海因里希·希尔德布兰特,中学教师,从反纳粹分子转变为纳粹分子,34岁;

㈩维利·霍夫梅斯特,警察,57岁。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这些“小人物”们是如何“变疯”的。

 

小镇的历史和节日

 

克罗嫩贝格是德国黑森州的一个古老小镇,这十个人都是这个小镇的居民,从他们的身份即可看出,这是一群实实在在的“小人物”,他们自己也乐意承认自己是小人物,与工厂主奥斯卡·辛德勒、女党卫军特罗迪相比,他们的社会地位更加微不足道,作者米尔顿·迈耶说他们“正派、勤劳、智力平常和诚实”。他们不仅是小人物,甚至是卑微的,卑微到其中大多数人都无法连贯地阐述自己的历史。他们文化程度很低,没有受到过完整教育,至于对纳粹的认识,除了教师海因里希·希尔德布兰特以外,简直无从谈起,他们不了解、也不清楚纳粹究竟是什么。“他们不具影响力。他们不是舆论的制造者”,在极权主义这架机器上,他们甚至“连齿轮都算不上”。就是这样一群随时会被历史尘埃淹没的“小人物”,却因为“纳粹分子”的身份被铭刻在历史记忆中。谁说小人物就注定将被历史遗弃?

克罗嫩贝格人对犹太人有着传统的欧洲式仇恨,这一传统具有强烈宗教色彩,基督教认为,耶稣是被犹太人杀害的。克罗嫩贝格人的仇视没有超出欧洲人对犹太人态度的一般范围。克罗嫩贝格是安静的,即便在三十年战争中,小城镇也幸运地躲过了劫难。

 

纳粹来了,小镇也被改变了。

 

1932年克罗嫩贝格人在聆听了希特勒的一次演讲后“安静地喜欢上了纳粹”,从此,他们在各种投票中,都把选票投给了纳粹党,就这样,到1938年他们“和德国其他所有城镇的居民一样,都毫无疑问地成为了纳粹分子”。既然大人物兴登堡、沙赫特都选择了纳粹,这些小人物成为纳粹分子不也更加顺理成章吗?只是相比城市纳粹分子们的喧嚣,这里的纳粹分子们显得安静了许多。差异或许也就这么多。

1638年11月9日,克罗嫩贝格人庆祝从奥地利手中解放十五周年,那是一夜狂欢。三百年后的1938年11月9日,克罗嫩贝格人再度迎来狂欢之夜:庆祝摆脱《凡尔赛条约》以及获得“解放”十五周年——1923年11月9日,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暴动的这一天成为纳粹党重要纪念日。为纪念这一天,这一夜,克罗嫩贝格镇冲锋队队长施文克在党卫军指挥下,制造了焚毁犹太会堂的案件;这一夜,不仅克罗嫩贝格,在所有纳粹控制地区都出现了冲击犹太人的暴力事件,史称“水晶之夜”;这一夜,裁缝亲自参与了纳粹党制造的“水晶之夜”,而更多的克罗嫩贝格人麻木地围观了这一场景——包括在其它迫害犹太人的场合。

受到希特勒的蛊惑,是他们加入纳粹党的一个理由,另一个理由是“因为它承诺解决失业问题”。直到战后,他们依然“把纳粹时期视为他们生命中最好的时期”:稳定。唯教师属于“知识分子”,他的认识与众不同,他认为纳粹主义的纲领和实践属于“民主的一部分”。

 

被收买的正义

 

米尔顿·迈耶认为,纳粹的兴起“包含了精英的和奴隶的两种冲力”,比较合理地解释了社会在奔向法西斯道路上的狂热性:精英阶层和基层民众都感染上了纳粹的毒素。

对小人物身份的认同,使“小人物”成为他们固定自己身份的和心灵的符号,没有人将自己视为具有普遍性特征的“人”,因而,不论在身份上还是在心灵上都没有走出等级制度的桎梏。他们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群体,以一种独特的平静,木然地注视着德国发生的一切。他们不仅接受纳粹的统治,还服务于纳粹,“更确切地说是创造了”纳粹——拥护自己不熟悉、不理解,甚至是不明白的东西,对于智力正常的人来说,这不是愚蠢所能解释的——他们的精神已经死亡了。

人们对纳粹主义的日常理解:专制主义。除教师以外,其余的九人却不这样看,根本不承认或者无法承认纳粹政权是极权统治。产生这种认识的原因,现实的理由我以为有三点:一,他们不是受害者(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施害者),而是受益者,即便这种利益微不足道。二,对极权主义缺乏基本的认知能力,更毋庸说足够的认识能力。三,与存在于德国的特殊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有密切关联。

他们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去认识外部世界。现实的利益和纳粹党的洗脑,使他们彻底丧失对善与恶的分辨能力。所以,面包师海因里希·韦德金德在表达对纳粹态度时说:直到战争全面爆发,才觉得纳粹党有点邪恶。——战争让他们失去了既得利益。

 

没有自由意志,就不会有思考,更不会有想象力。

所以,他们是快乐的。

 

要想自己成为一个“快乐的”人、拥有正常生活的人,就必须被纳入这个体系,否则就不可能获得自由。迈耶说,由这种状态构成了德国社会的两种真相:“纳粹分子快乐的真相与非纳粹分子不快乐的真相。”我认为应该还有第三种真相:受到迫害的那一部分人,不仅没有丝毫快乐,他们将随时面对死亡的问题。可是—— 一、人是会思想的动物,要所有的人拥护一个政党、拥戴一个领袖、信仰一种意识形态,这是一种正当的、或者说合法的社会存在方式吗?那些“例外”的人又如何进行自己的价值选择?进入近代世界,政权必须被公众选择才具有合法性。二、更有那些生来就被排斥在“允许存在范围”之外的人——那些非雅利安人,尤其那些被雅利安人刻骨仇恨着的犹太人,他们又如何选择自己的存在方式?如果说阶级属性、政治属性尚有“背叛”的可能,人的种族属性连背叛的权利都没有,难道属于非雅利安民族的人、属于犹太民族的人就注定死有余辜?每个人都必然地属于一个民族,这是人类无法选择的自然属性,如果各民族间彼此深怀敌意,人类何以安身立命?“小人物”们绝对不会去想象这些。

纳粹分子们稳定的生活,他们的安逸和“快乐”,是建立在对非纳粹分子,尤其是对犹太人残酷掠夺基础上的,是与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紧密联结在一起的,迈耶断言:德国人在整体上有罪。他们对于不赞同的事物没有进行任何反抗或者尝试反抗:面对暴行,克罗嫩贝格镇的小人物们会在床上翻个身——然后继续睡觉。

于是,这些不能介入、参与到纳粹政治体系中的普通德国人——也是普通的纳粹分子,依然各行其是:读书、看报、工作、生活,就是从来不对纳粹统治提出任何异议,而那位曾经有过异议的希尔德布兰特老师过往的“反纳粹”履历使他惶惶不可终日,对灾难降临在别处而不是自己头上感到“欣喜雀跃”。当犹太人灾难不断降临、不断加深、加重的时候,他们甚至欣喜地发现:幸亏自己不是犹太人。

迈耶说:“屈服于较温和的放纵,是在为屈服于更致命的事物来铺路。”他们麻木但并不糊涂,他们具备了日耳曼民族几乎与生俱来的强大工具理性和惊人的算计天赋能力:他们准确地估量到凶暴(残暴)的行为会唤起共同体意识到它的道德传统的那个临界时刻,他们清楚地、或者下意识地就能感觉到,什么是自己应该知道,什么又是自己不应该知道的。一些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释放的人,被告诫不可以透露在集中营里发生的事。于是,他们听从了。

在为生活恩惠的事物中(指纳粹政权对民生方面的某些提高),德国人整体地、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一个无差别共同体,拒绝思辨,胆怯地维护着家人的安全、工作或财产。

纳粹政权用民生收买正义,或者说不断在利用民生抵消正义。

 

如果领袖知道就好了

 

在“小人物”世界里,希特勒是他们的“榜样”。希特勒出生在奥地利林茨地区一个叫布劳瑙的边陲小镇,父亲是一个小公务员,希特勒初中后辍学,青年时以绘画手艺混迹于慕尼黑,卖过明信片,一战时加入李斯特军团,成为一名下士。这样一个寂寂无名的小人物,一跃而成为“元首”,是一部极为经典的“小人物奋斗史”。希特勒成为德国最有权力的人,是小人物统治世界的有力证明。

小人物的成就成为小镇上同为小人物们疯狂追捧对象,他们对希特勒拥戴的实质不过是自我形象的投射与认同,潜台词是:如果我是希特勒,或许我也会这么做——当然,我会做得更好。所以,他们痛恨博尔曼、痛恨戈培尔、痛恨希姆莱,却从不痛恨希特勒。

真相总有被揭露的一天,但对于这群小人物而言,真相,真的可有可无。在纳粹政权垮台之后,他们是这样理解“真相”的。

收账员西蒙面对各种证据却竭力地否认:大屠杀?这不可能发生过。裁缝施文克说:“你明白的,在政权内部一直存在反对希特勒的秘密战争。他们以不正当的手段与他斗争。我厌恶希姆莱,也讨厌戈培尔。如果希特勒被告知真相,事情就会有所不同。”

元首是正确的,党的原则是好的,之所以出现种种坏现象,那不过是“小希特勒们”在地方上的胡作非为。西蒙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道:“而且我要告诉你下面的事实——那是希姆莱干的,希特勒与此事毫无关系。”银行职员凯斯勒也如是说。我们是否感到耳熟?

 

如果他们成为德国的“领袖”,很难说不会成为另外一个希特勒。

 

希特勒不仅是小人物的典型,也是克里斯玛型领袖的典型,具有父系社会式的权威,小人物由此成为权力的子女,在父亲的阴影下,子女在家庭中几无地位。尽管希特勒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依然认为希特勒对德国是有战略上贡献的,这一“贡献”实质就是自己经济生活改善的某种折射,但他们从来——即便在战后也不追问这一贡献究竟如何而来,是否干净?究竟让这个世界、也让德国自身付出了多大代价?对这样的问题,他们既无能力,也无兴趣。

小人物控制小人物的手段不仅简单而且粗暴,纳粹党只能加入而不能退出。“在一个因其公务员的高效和忠诚著称的国家中,纳粹动用很少的人就控制了一切”,在七千万德国人口中,他们至多只动用了一百万人,“这一百万人口中,大部分都是社会渣滓。他们都是pobel(暴民),从事肮脏的工作:谋杀、拷打……剩余的人只要躲开这些麻烦”。

迈耶说:“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奴隶的人往往不知道他们被解放了。”这是一句令人心痛的哲理。

 

选择性失明与选择性记忆

 

现代社会,开放的社会体系构成了开放的社会生活,使我们的行为具有了公共性,即便在互联网上的自言自语往往也拥有一定受众,因此要求我们不去渲染暴力,不去倡导恐怖。这是一种人性的自觉。

在自我约束的一面,还有共同的社会关怀、共同的社会责任。信奉威权的德国人非常不习惯承担公共责任。既然不愿意主宰自己的命运,那么所有的责任,都应该由能够主宰命运的人来承担。

在此情形下,选择性失明是这群小人物的共有特征,在他们生活范围内总会有犹太人的存在,纳粹上台后犹太人迅速减少,一个个从自己的身边消失。对于一件“无害”的事情,他们是理所当然的“知情人”:他们知道犹太人被允许携带财产离开,知道“只有少部分人”被送进集中营,理由是他们是德国的叛徒。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些被驱逐的犹太人只允许随身携带五十至一百马克,也“更不知道”占领区的几乎所有犹太人被关进集中营,因为一旦“知道”这些,内心要承受煎熬,良知要受到折磨,他们以一种委屈的口吻反问:“我该知道吗?”

不论是道听途说还是曾经被关押过的人,都不愿意、或者被禁止谈论自己“所知道的”事,而且,他们也不会主动去设法搜集证据“证实”这些“谣言”和传闻,它既出自权力的压力,也出自内心的恐惧:“在德国,甚至私人性的抗议都是危险的,私密的信息甚至可能被逼取。”

齐克隆-B原本是用于除虫剂的,化工厂经理得到的却是没有任何书面信息、口头通知机密订单,工厂经理很可能听说过对犹太人“最后解决”的方案,只要稍加观察,也许就能知道齐克隆-B的用途,但没有任何人去关心它的作用。属于中间阶层的工厂经理尚且如此,那些真正的“小人物”会更好吗?

当然,他们往往确实不知道真相,这是一个事实,但在同一个事件背后,也往往是由诸多个事实共同构成的——只要他们稍加留意,就可能尽快知道真相——这同样也是事实:在德国,纳粹党并不刻意避讳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在报纸上恶毒地攻击犹太人,在街头可以随时殴打、羞辱犹太人,他们的犹太邻居被驱逐,这些事就发生在他们身边。这种暴力却不能在他们内心产生一点怜悯和反省——什么样的政权允许如此荼毒自己的人民?

他们是“小人物”,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所见,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表达出的不是恶意而是善意,但面对极权统治,良善杳无踪迹。当纳粹暴行成为德意志民族耻辱的时候,这沉重的十字架同样背负在这些小人物身上,同样无法卸下。他们在那个时代的所作所为不是以各种方式写进了文本并且又呈现给了我们?

任何一个民族的行为被当作反面教材写进历史,作为警示后人的教训,有一种被当众剥光衣服示众的感觉。自作自受。

 

信仰与背叛

 

裁缝施克文的儿子古斯塔夫·施文克是一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因而他不得不承受父辈们发动战争带来的后果,在动荡中寻找稳定的生活。

不过二十出头的小施克文,这一代人的“梦想”就是得到一份由国家提供的工作:终身职业、保险、养老金。在老子的熏陶下的小施克文,对犹太人有着莫名其妙的憎恨,认为一战后德国经济的衰退完全是犹太人引起的。他的“梦想”是希望得到一套制服并成为冲锋队手下的一名警察。他的“梦想”实现了,同时他也成为一个纳粹分子。

欧洲反犹主义具有深厚基础,在纳粹党形成气候之后,反犹主义就变成了德国式的,并借助现代化便利条件迅速扩散,纳粹党媒体上充斥着对犹太人各种恶毒攻击和诽谤。虽然这些德国人生活中从未遇到过如纳粹媒体上形容的那种“犹太恶魔”,但他们无条件地选择相信,相信“犹太恶魔”就在自己的身边。“相信”的成本相当低廉,低廉到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甚至还有所收益。

他们几乎每天都和犹太人打交道,却从不了解犹太人。他们对犹太人的态度形成于漫长的历史流传中,是从来没有人见识过的传说。传说,通常总是远离现实生活,本来是无所谓澄清和修正,但犹太人却始终生活在他们中间,这些犹太人到底有没有像传说中的、像他们想象中的那样肮脏贪婪?哪怕就是怀着一颗好奇心,也该问一问这些传说是否可靠。假如你办公室对面坐着、或者你家隔壁住着一位传说中的恶魔——你信吗?

 

这一代德国人,除了领袖,他们什么都不信;对于领袖,他们什么都敢信。

 

西蒙和迈耶热烈地谈论着犹太人的《塔木德》,但他根本没读过这部书,他声称自己能轻易分辨出谁是犹太人,可犹太人就坐在他的对面——作者就是一位美国犹太人,西蒙一次也没有闻出来。推销员达姆则认为,消灭犹太人是基督徒的使命,因为犹太人杀死过耶稣,而且还试图消灭基督教。

作者有一个十分重要、相当尖锐的结论:“在他们不断争论的过程中,我想到了一种惯常的分析:我们不得不证明,我们伤害那些我们伤害过的人是正当的,或者说为了把其他人牵扯进我们的罪恶之中,我们不得不劝服他们接受我们的罪恶观。”

他们是基督徒,却违背了福音的教诲,成为事实上的叛教者。

 

德国的情况很复杂

 

不能想象、也不该要求他们拥有高于普遍性的道德水准,不能指望他们在利益面前不被诱惑,但他们的“幸福”是建立在对犹太人权利和生命被彻底剥夺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极权主义残酷杀戮基础上的。即便当时不明真相,但岂能说事后也一无所知?“幸福感”不可以通过对人性的遮蔽、对他者生命的剥夺而获得。德国人——即便在战后,似乎从来没有受到过良心的纷扰,海德格尔、施米特这样的思想家如此,这些普通德国人同样如此。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没有作过恶,更没有杀过人,但良知的起点是真,是善,是自我心灵对美德的自然认同,这一代德国人身上没有这些美好的情怀。

曾经流亡美国的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于1949年12月回到德国考察,她是这样描摹战后德国人精神状态的:集体性的麻木不仁。在欧洲其它地方都不像在德国这样,德国人对实施这种骇人听闻的恐怖行为无动于衷,看不出有多少悲伤情怀。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漠不关心的表情,缺少感情,心灵匮乏,这俨然已是“德国人”的标志。

这是一种精神性的死亡状态,是歇斯底里发作后所呈现出的那种空虚、空洞和失魂落魄。德国人自从1871年统一之后就陷入了这样的状态,持续的疯狂、连续不断的疯癫,到了第三帝国便进入了死亡状态,如同提线木偶,任意地由希特勒和纳粹党所操纵,但“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正如没有自我意识的木偶总觉得自己在挥动着“自由的”臂膀。阿伦特接着写道:“他们都是活着的鬼,不说话,不立论,也不闪动人的眼神,人们从他们那里也感受不到基于人性的悲伤。”

 

精神死亡的恐怖性和疯狂的纳粹主义恐怖性是一致的。

 

在这种精神状态下,要这些德国人承担罪责是困难的。战后在对战犯进行绞决后,《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人类已经进入拥有全球性道德的新时代”,但“全球性道德”不论是对纳粹党领袖还是普通民众统统地不具备。刽子手们为此辩解,说自己都是按照命令行事,至于普通公众更觉得自己对这些罪恶一无所知。他们拒绝服罪,拒绝忏悔。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纽伦堡审判对德国人没有从根本上产生什么影响。

选择性失明的过程也是选择性记忆的过程。面对严重的犯罪事实,他们总是自艾自怜地选择自己需要的记忆为自己进行辩护,总是想从自己或国家的创痛开始书写历史,对造成这种创痛的原因却只字不提。对一战态度如此,对二战态度依然如此:你提及1914年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就谈论1918年的战败;你提及1939年发动的世界大战,他们就会说1945年的战败。仿佛全世界都在与德国为敌,法西斯德国则是无辜的。

一位美国占领军官员对德国人评价道:“他们像狗一样。如果你不踢它们,它们就会咬你;而如果你踢它们,它们就会嗷嗷直叫。”固然尖刻,可事实总是这样刺痛人们的神经。

迈耶认为,希特勒的屠杀是他与德国人之间的相互授权的结果,德国人将自己的权利拱手相让,纳粹政权也就必然地为所欲为:“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德国人民从来没有对他们政府承担主权者的责任”——德国人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做主权者,如此,他们就不会获得应该拥有的权利。

德国人并不这么认为,既然不愿意面对大屠杀,也就更不会承认自己曾经“授权”杀人,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说辞,总觉得德国与世界不一样:“我们的情况不同于你们……我们的情况极为复杂、困难、微妙……和你们的情况之于你们相比,我们更难理解我们的情况。”他们拥戴希特勒,承认纳粹政权的合法性,这样,希特勒的罪责就必然地与国民的责任联系在一起。这群小人物们,既不做出任何反抗的姿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

正是出于对权威、权力的无条件臣服、服从,德国人的性格一方面表现得十分精细、准确、守纪律,另一方面又非常冷漠、麻木。当他们以此成为自己民族精神依据时,不论什么滔天罪恶都敢干,这一代德国人根本没有良心!在他们看来,这么做或者那么做,都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德国人在基本的是非面前会表现出如此性格?究竟是否存在一种“民族性格”?迈耶对民族性格进行了这样一个定义:在大部分人中“发现一种十分明显的对外在事物和内心世界的看法”。如此,“说德国人中的特有共同事物方面,我们是有着足够的理由的”。

说“民族性格”不是一个全称定义,它不意味着“各种民族特性是固有的或不可抹除的”,也不意味着一个民族中所有人一概如此,但纳粹德国时期,德国人对待世界的态度上依然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迈耶认为,这一性格“源自于日耳曼人的性格并形成于德国民族社会主义,是现代人制造出最邪恶的东西”。在这个时代,不是所有的德国人——但大多数德国人都喜欢它:纳粹主义“是德国所特有的事物”。在思想史上,这个问题我觉得还可以进一步讨论,我认为日耳曼人性格的形成还可以前溯,至少可以追溯到德国浪漫主义思潮所产生的影响。

德国文化是精英式样的,他们创造了非常精细的文明,19世纪的德国文化创造在整个西方也堪称出类拔萃,他们创造了理论,也掌握了理论,于是,“理论就变成了激情”,不仅全心全意地进行创造,也全心全意地追随纳粹运动。德国人把一种独特的精神归自己,而把一些低劣的精神当做其他民族的产物。当这种民族感情——民族性格被纳粹主义所利用时,立刻变身为极端种族主义,纳粹分子“把自己看做是地球上的精英人物,并要把地球上各种各样的人都送进地狱”。

德国人总是处于绝对性的两极,一面是自大狂妄,一面是宵小猥琐,他们在处理小事情(无关价值观的具体事务上,如专业的、程序的)非常认真仔细,但在大事情方面、在那些根本的和致命的(如原则的、道义的)问题上,他们反倒马马虎虎。

在剧烈变化的19世纪,日耳曼人没有适应这个世界的变化,愈发地沉沦和堕落。他们希望拥有一种具有广阔共建的、但仅仅适合德国人生活的世界,所以,他们迫不及待地希望恢复固有秩序。但他们没有回到过去的时代,最终却成为民族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以及信念的动摇者。正是对现实的不适应,使德国人对超人产生了强烈的渴望,试图想取得超人般的成就。于是,希特勒出现了,他就是超人的附体,超人的显灵。

但精英只能是一部分人。雅利安人面对犹太人、斯拉夫人的时候是高贵的,而在更多的时间里面对的是自己、是另一个同样的雅利安人,于是,他们又立刻自我矮化为“小人物”,他们会因为自己是“小人物”而自私到令人错愕的地步:他们从来不在公共交通上为老人让座,也从来不做任何“助人为乐”的事。恰恰就是这群日常生活中极端自我的德国人,变成了成群结队的爱国者,变成了为德国利益能够即刻做出自我牺牲的人。在爱国主义旗帜之下,他们首先是道德的堕落,接着便丧失了人性。

德国人的理想是危险的——他们有责任感,但从不强调个体的责任;他们也依靠信条,却只是自己的信条。德国人的思想拒绝停泊在西方人的普遍价值中,不具有一个建立在普世价值基础上的价值观,他们把自己的精神交给了“小人物”,从来不曾发生过“内心冲突”,不论做什么、选择什么都显得是那么淡定,那么坦然。

如此,德国人的“反思”也总显得那么虚情假意,他们大多数都不承认自己做错了事。他们遵守纪律和执行命令,却从不过问命令的来源和内容是否合法。水晶之夜,暴徒们听从命令,一夜之间从潘多拉的魔盒中奔跑出来参与暴乱,接着又听从命令,一夜之间杳无影踪地龟缩于魔盒之中。

“德国人没有冷静和坚定一贯的不服从的能力——对于一个完完全全自由的人来说,这非常重要——是他们国家历史的关键所在”。迈耶这样说。

 

自由,是一种选择的习惯,德国人不习惯自由。

 

谈论极权统治,心情总是沉重和沉痛的,无法带着微笑去面对极权主义的罪恶。但我们毕竟看到,在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极权主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尤其在经历过这种罪恶统治之后,人类在不断地反思、不断地审视和批判自我,德国也不例外。尽管我们看到德国一代人的精神性死亡,终究还有如马丁·尼莫拉牧师这样的人。在二战的火焰刚刚熄灭不久,1945年10月他与柏林勃兰登堡教堂主教弗里德里希·戴贝里斯、后来成为西德总统的古斯塔夫·海涅曼等十一人起草了《斯图加特悔罪书》,对新教支持希特勒和纳粹的行为反省和忏悔。而牧师本人更以一首著名的忏悔诗《起初他们》赢得了崇高声誉:

起初他们

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当德国人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也是德国真正走向现代文明的开端。一代人的精神死亡了,另一代人却从死亡的废墟中站立了起来。

在这部规模不大但内容恢弘的书里,迈耶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问题,本文以此结尾:国家除了饮血,还能喝其它东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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